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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积累,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初具气象,一批重要学科确立,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现,学术年会陆续举办……尤其是去年,《深圳十大观念》的出版,更是对深圳人文精神的高度总结。

深圳的学术文化氛围已然形成。刚刚召开的深圳市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打造“深圳学派”。

强烈的文化追求反映了敏锐的文化自觉,一个开风气之先、引领思想潮流的“深圳学派”正在酝酿、构建之中,学术文化的春天正向这座城市走来。未来,深圳将以“国际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为宗旨,进一步推动“深圳学派”的建设。

“深圳学派”命题的提出,似乎是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回想起来,倒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96年年中,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聘请余秋雨先生为名誉主任,我们赶去看他,并就深圳文化的发展作了一番长谈。说来说去,话题竟不约而同地转移到学派问题上来。秋雨先生兴味实足地与我们讨论,彼此竟碰撞出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种种构想。

第二天,在研究中心召集的研究人员和深圳学界骨干的座谈会上,秋雨先生一开讲便把“深圳学派”的命题端在了大家面前,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在神采飞扬之间,他把对建立学派彻夜难眠的思考全盘托出。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归结出这样一番精神谈吐,确令我们惊讶赞叹。

在深圳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在浮躁的趋利心理还左右着这个城市新市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时,高谈“深圳学派”的命题,不免令人哂笑,倒像是一顿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这个城市现在做的应该是一些基本的事情,例如:对文化的认真亲近与重视,使文化的讨论首先热起来;对文化人的见解给出更多的时间来倾听;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化设施的兴建;用政府之手构建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趋向繁荣的规划;最重要的当然是各类文化人才的集聚。路漫漫其修远,年轻的深圳要想长成健壮高大的骨胳、具有高贵的气质,还有很多营养需要汲取。然而,我们还是将“深圳学派”的命题端出来,因为穿透深圳浮躁的风气,我们倒恍然似见到美轮美奂的文化强盛的一座新城,看出在那古老文化的神州大树上抽出的一条新枝。正如秋雨先生所言:

1.深圳具备最容易产生学派的条件,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和单纯,能够促成学派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2.深圳文化是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地域性亮点,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黏滞状态,并能创出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

3.深圳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使它有可能成为贯通我国内陆与海外的中华文化的“桥头堡”;而正是凭借“桥头堡”的集散功能,使深圳学派的思想得到强劲有力的传播。

随着环太平洋经济带的兴盛,以香港、深圳、广州等为标志的珠江入海口周边,正崛起世界上最密集的城市群,有可能出现求学问道的争鸣风气和强大的学术群体。

学派的存在并不神秘。学派的出现,包括学派存在所必需的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则是直接验证学派存在的思想成果。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浩如繁星的学派,它们的光芒都不同程度地闪现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上,像米利都学派、弗赖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其人格精神、道德风范,一直为后世所景仰,其学识与思想,一直成为引以为据的经典。

就中国学术史而言,不断崛起的学派连绵而成群山之势,并标志着不同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自晚明以至晚清,是中国学术尤为昌盛的时代,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派性的存在也尤为活跃,像陆王学派、阳明学派、桐城学派、乾嘉学派、泰州学派、扬州学派等。但是,学派辈出的时期还应该首推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出现的主要学派就有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犬儒学派和麦加拉学派;而孔孟学派、老庄学派、法家学派、墨家学派、稷下学派、宋尹学派等,则是春秋战国时代学派鼎盛的表现,百家之中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学派。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谈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曾压抑不住内心的感奋之情:“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轫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绦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在这个思想极为活跃的过渡时代,无论是开门养士的公学,还是自设杏坛的私学,都闪烁着学派性存在的光辉。孔子的儒家学派,授徒三千,同宗仁义之术;齐国的稷下学派,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学术风气,则直接为后来的岳麓书院所传承,以致出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学人风范。

而就古希腊而言,学术论辩的风气和求知问学的精神,既催生出影响久远的学派,也推动着希腊文明高蹈独步的发展。罗素曾经感慨希腊文明奇迹般的崛起,并把希腊文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睿智的学人们,“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些学人所形成的学派,成为推动希腊思想进步的中坚力量。就拿米利都学派为例,今天几乎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在讲述希腊思想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把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及其世界构成的假说,作为首要提及的事情。米利都学派开启了后世哲人思考世界可能的向度,这同样如罗素所言,“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尝试的东西。”

我们在考察学派的历史性存在时发现,在不同学派所涌现的那些时代,它们并不是形单影只、孤星独明的,不仅在学派内部存在着一个相互磨砺的学术群体,就是学派与学派之间也相互切磋与抗衡,并构成一个彼此联系的群落。或许,单个学派的勃兴,正依赖于学派与学派之间必要的张力。一方面,自由的论争使思想从混沌走向清晰,从混乱走向规整;另一方面,民主的讨论在归并观念的过程中使讨论者得到编排。讨论或论战的结果既造就了主要的思想类型,也造就了主要的思想者队伍,于是各不相同的学派就相继“浮出海面”。

当然,学术争鸣行为的出现,学派的产生往往需要外部条件。政治的开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等,都是促成学派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名震一时的扬州学派,就直接得益于富甲一方的扬州经济,薛涛的评说可为依据:“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而曹聚仁在评说扬州学派时,也就此谈及经济条件与学术争鸣的潜在关系,他说:“这样的经济条件,反映到思想界来,便产生了如汪中、焦循、阮元这些学者的比较先进的思想议论。扬州既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大家通过切磋研究,学术风气也就展开了。”之所以引论经济与学派存在的关系,也许正暗示着在深圳这种经济超前发展的地带,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处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在咸淡水的汇合处,有可能会出现论学问道的争鸣风气,并产生类似于扬州学派这样的“能见其大,能观其通”的学术群体。

在与日俱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明。在文化的勃兴地带,学派有着形成的可能性。

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时代,学派的纷涌百出,正表明思想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间歇中奇迹般地爆发。纵览中国学术演变的千年历程,可以比肩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也只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时代了。今人讲新文化运动,多认为它不过是十几年间发生的事情,这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解读文化传承不能使用双重标准。谈古人既以几百年、上千年为时间段,而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则把目光囿于方圆之内的十几年、几十年,急急忙忙说变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新文化的黎明,它的丽日中天时期也许还全然没有到来,上世纪80年代迄今的对文化的新认识和奔涌的种种思潮,不过是时针指向八九点钟的朝阳,伟大的热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即便如此,从80年代前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人生观的大讨论,到文化观的大讨论,再到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然展现出这个时代在百家争鸣中的思想解放历程。而正是这些激烈的学术争鸣,使“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新学派的雏形,演变得更加清晰、完整。

在与日俱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明。北京、上海、广州作为文化中心地带,它们的彼此论争和公开对话,已促成各有特色的学术阵营的形成。40年代就已出现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在沉寂多年之后的90年代又烽烟再起,只是“京派的海派化”和“海派的京派化”表明彼此相异的学术观念,有了奇异的轮回。而所谓的“新京派”与“新海派”的出现,则可能说明学术观念的再度分化、学术队伍的重新组合以及新学派降生的前景。至于广东学界,在近乎急切的“叩问岭南”的吁求中,已经暴露出建立新一代“岭南学派”的焦虑心情。以“陕军”“川军”“湘军”等为名的文化区域性支系,它们对文化中心强劲有力的“北伐”和“东征”可能正提示人们,在文化的勃兴地带,学派同样有形成的可能性。

年轻的深圳注视着这一切。在这龙蛇并起的当口,它不过是一个荷戟独徘徊的小兵。别处有大家、大作,尤其有生生不已的文化传统滋润,深圳呢?表达深圳文化声音的方式呢?

学派的吁求,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特区建立之初,谁能预见它会有今日的经济奇迹呢?

不能苛责我们的城市,尽管它今天仍是经济的深圳。但想一想它的起飞历史,任何文化人都会觉得心平气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低估深圳的文化价值和未来的文化气象。丹尼尔·贝尔在严厉批评资本导致经济与文化断裂脱节时,并没有忽视“经济冲力”所缔造的那种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的文化意义。这使得“经济动物”们摆脱旧的习俗与依赖,得以充分发挥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归根结底,经济的高度提升必然会给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乃至精神层面带来震撼性影响,甚至会成为塑造新学派的必要前提。

“深圳学派”可否形成,它的文化态度、研究方法是怎样的特征,现在谈论还为时尚早,它的目标将存于一个更高远的未来。然而,当我们回到深圳当下的情境中来,从文化运作的态势和潜能中,就会发现一系列被称为“萌芽”的东西,而就是它们,是未来学派形成的弥足珍贵的资源。

现代城市的文化运作需要大制作和大推进,特别是大规模的文化广场和标志性文化设施群落的出现,已经无法离开来自政府大刀阔斧的推动。与投入能力相比,政府的投入心情更值得珍视。当前市政府对文化投入之急迫、之热烈,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文化发展令人鼓舞的力量。从组织海内外专家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文化设施论证,到市财政为文化投入所做的在所不惜的准备,都在表明政府已经成为把深圳文化推向未来的持久的主导力量。

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社会在办文化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已经成为深圳文化生长的生生活水。像华侨城人工游乐景观,在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的过程中,几乎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标志。然而,它的建设者却是一个企业、一个集团,它们为再造文化而释放的能量,不仅辐射了整个城市,而且其影响已经推及到城市之外更远的地方。在一个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中,来自整个社会的文化共建,表明深圳文化在政府推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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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文化人的生存已经远非书斋里的独居和冥思了。在几天前文化广场举行的作者聚会上,我发现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这些对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却十之七八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人。他们的行业分布在地产、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但是,他们却谈着很地道的文化问题,这种“新文化人”在深圳比比皆是。当文化在与整个社会的相融与共进中首先成为一种社会状态时,深圳的文化人也向整个热闹、变化的社会打开视野。他们已逐步走离了一种单纯的文化情结和单一的文化尺度。他们把思维触角和运作智慧带入文化,也把文化带入社会。

今天的深圳缺乏文化名人,并不意味着文化名人不看重深圳,或深圳的明天没有自己的名人。一方面,文化人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表达决不会局限于一地,哪里有舞台有空间,他们就会在哪里施展;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睿智必然使他们去寻找新的文化生长点。深圳文化本没有与外界对话的底蕴,但我在各类文化学术会议上,都感受到学人们对深圳的关注、扶持与倾心。他们倾听的不仅是深圳学者的一些见解,而是要从中透析深圳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方向,寻求新的文化养料。关山月美术馆的落成,就已经在这个热闹的城市为一代画师开拓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空间;何香凝美术馆又正在把更多的画界名流引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中。文化向整个社会扩张,同时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而并不仅仅是学院书斋成为文化人一展群才的天空。深圳日益突出的“藏才于民”的优势,首先就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可“藏”之地。无论是深圳大学或展望中的深圳艺术学院,还是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为主的报业系统,或是就一批显示文化雄心的企业实体而言,都已经成为新一代深圳文化人的庇护之所。而深圳自己的文化大师将在这些庇护之所中成长起来。

5.深圳未来文化的构建,不是整理和批评,更多的是从现在就开始的新方式的探求

在一个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复杂的建设行为在意义上远远高于单纯的批评行为,而正是在一系列建设行为中,深圳文化慢慢凸现出自身的风格。这个建设的过程从边缘性的分支开始,然后向主干集中。回望80年代,深圳观念性变化的迅速崛起,已经形成了最初的文化突破。然而在进入90年代以来,深圳的文化运作已经不只是观念层面的批评和论争了,它把视野投向未来,因为未来的文化呼唤着新的制作方法。正是在从批评到制作的转变中,深圳在绘画、音乐、影视、电子出版物、动画卡通等一系列文艺门类中,展示出令人惊奇的制作能力和生产能力。未来的“深圳学派”将在这些文化制作行为以及对这些制作行为的解释中,形成新的文化理论结构。

40年前,在离我们不远的广州,当眼睛近乎失明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在动荡的中倾心于历史研究而不为外界所动时,他所推崇的正是“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的人格和学风。这就像那个远在南美大陆南端的阿根廷智者——博尔赫斯,在几乎看不见的世界上,在玄想遥远神秘的东方时,把个人的写作行为贯穿终生。之所以作出这些或远或近的类比,就意在说明,无论是就“深圳学派”的设想而言,还是就想象中的“深圳学派”而言,作为学术声音或学术群体,都暗示着问学求道的真谛。更何况这一已经响起的声音和可能出现的群体,会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个家园,存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长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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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大海放飞梦想——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侧记

今天,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当年四万亿的政府投资干预相比,“微刺激”能否让中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加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否意味着政府就不再“插手”经济的实质性运作?凯恩斯与哈耶克,谁的药方更“灵”?真理越辨越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于2014年8月8日晚,展开了一场关于凯恩斯、哈耶克与中国改革未来的“激辩”。

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二战之后的德国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政府并不去干预经济的实质性运作,而是负责立法,以保证经济秩序,从而较好地处理了经济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这些做法正是源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折衷路线——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王瑞斌表示,当今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是德国率先复苏走出泥潭,其思想值得中国改革者借鉴。

刘磊认为,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debzdesignz.com/,弗赖堡队凯恩斯与哈耶克,追本溯源,其思想都是来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一基本理念。凯恩斯主义指向财政政策,而哈耶克主义则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今天的中国可以将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当政府对投资方向不甚明了的时候,可以通过减税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在必须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放更多财力,这就是凯恩斯政府干预与哈耶克之自由精神的“完美结合”。

武雪松透过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看到了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凯恩斯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了凡尔赛和约将给德国等战败国带来的深重苦难,这背后正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感和入世情怀;而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则为国家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人类可能失去的思想自由忧心忡忡,人文关怀亦令人动容。武雪松认为从新一届政府的举措来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显然与哈耶克主义更为接近。

关于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举措,习永斌与武雪松“英雄所见略同”:当前政府比较接受了自由市场的观念,但同时又一切尽在掌握,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都有所奉行。他还关注到了时代的变化——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主义均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变革模式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

作为一名律师,常继生选择了从政治、经济、法律的多重视角来看待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孰是孰非。在美国,政治上是三权分立,而经济中的企业是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有机体,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处在一个框架下、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处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境之内,改革会有自己的新路径,但今天我们应该更为强调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契合性,而非冲突性。

杨院长表示,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帮罗斯福总统“挽狂澜于既倒”,解救了美国;那么,今天的中国,哈耶克主义则引领改革者不仅关注GDP的增长,更关注人类的发展方向,注重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个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和愉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化进程将使中国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机械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中华先生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生平事迹及主要观点做了详尽介绍。凯恩斯面对大萧条时期的“哀鸿遍野”——失业率高居不下,为罗斯福政府开出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药方,从而奠定了其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之地位;而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则崇尚自由主义,相信经济自有其自然规律,周期性衰退与繁荣是自然现象,政府不必也不应干预,否则很可能会导致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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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堡大学(德语:Universitt Freiburg),全称为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t Freiburg),是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弗莱堡市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建校于1457年,是德国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学校由11个院系组成,有着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

据立思辰留学介绍,弗莱堡大学是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国际学生约有16%。2007年10月至2012年5月为德国“精英大学”第二轮评选的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曾有许多西方学者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或任教,如马丁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迄今学校共产生过13位莱布尼茨奖(德国最高科研荣誉)获得者以及19位诺贝尔奖得主。

2007年入选「德国精英大学」,为「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德国顶尖大学U15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协会」联盟成员。为德国乃至于欧洲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神学院、法学院、经济和行为科学院、医学院(大学医学中心)、语言学学院 、人文科学院数学和物理学院、环境和自然资源学院、生物学院 、工程学院、化学和药学院。

专业排名根据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评比出的最新德国高校专业排名中,弗莱堡大学在多个专业领域在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德语语言文学:弗莱堡大学全三星位列Top Group(与哥廷根大学并列第 一) 英美语言文学:弗莱堡大学全三星位列Top Group(与哥廷根,曼海姆大学并列) 心理学:弗莱堡大学全三星位列Top Group(与海德堡大学并列) 历史学:弗莱堡大学位列Top Group(位于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之后) 地理学:弗莱堡大学全三星位列Top Group(位列全德) 生物学:弗莱堡大学位列Top Group(与亚琛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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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德语专业;语言学;法学;跨文化研究;药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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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堡学派亦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别。他们主张主要通过市场力量调整经济生活,国家尽可能不干预再生产的过程,但不反对必要的和有限的国家调节措施。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初。由于他们从1948年起,创办了 《奥尔多:经济和社会秩序年刊》,作为宣传自己理论主张的阵地,故有时又被称为“奥尔多学派”。欧根是其主要代表和理论奠基者。代表人物还有: 罗勃凯、吕斯托、缪勒尔-阿尔玛克、柏姆、鲁茨等。该学派将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经济制度归纳为“自由市场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两种理念模型,试图寻求这两种理念模型的最好结合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既非社会主义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人道主义”制度,即社会市场经济。他们区别了自由放任与自由竞争,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指出自由放任是放弃国家管理的“非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 强调要建立“竞争秩序”,主张实行某种范围内的和某种程度的国家调节。认为国家有责任形成一种每个人都可自由活动于其中的“经济秩序”,但不应深入干预各个经济过程,国家的作用应严格局限在为企业提供最合适的自由竞争环境的范围之内。他们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其视为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 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现象,弗莱堡学派的学者大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本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

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

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

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

2、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对资本的某些权利予以限制,让公众得到好处;

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流,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显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两者即相似又有区别。这主要根源于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戈罗斯凯特勒给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以下的定义:

“弗莱堡学派或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另一名称,‘奥尔多’是德文‘秩序’的音译)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集团,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中心,研究应该如何安排一个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并致力于形成一种构成一个整体而又由某些原则所指导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奥尔多型思想引起的结果,是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

1、这个学派的成员是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首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这个学派的研究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问题,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而这个秩序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涉及经济学和法学两个不同的领域。

3、这个学派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并根据这个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用来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依靠法治与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并保障完全竞争。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其成员都是其领袖欧肯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都以欧肯的学说为基础,围绕着经济秩序这个中心,用欧肯开创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其成果互为补充,并为欧肯的学说提供例证。法学家伯姆是弗莱堡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从事反论断的研究,通过法律内的各种观念的推导和阐发,最终也得出了秩序的观念。

广义上,还有一些独立从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与弗莱堡大学没有学术联系,也不曾参加弗莱堡学派的学术活动。但是,他们得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弗莱堡学派相似,所以被认为是广义上的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在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艾哈德。他领导了德国“二战”后的经济体制该改革和经济重建,是弗莱堡学派的理论的最主要的实践者。

“一战”后,德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年追随历史学派的欧肯看到了历史学派不仅无力解决这场通货膨胀,而他们错误的理论使得通货膨胀更厉害。于是,他用边际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标志着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和弗莱堡学派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书中,他用“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代替历史学派的方法,他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秩序观,他从货币制度开始研究秩序观念,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是维护货币制度的经济秩序。

从1924~1929年,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相对稳定。欧肯于此时研究的战争赔款的问题,并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捍卫自由主义。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基调——维护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伯姆等从法律的角度从事论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反垄断的经济法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弗莱堡学派经济秩序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弗莱堡学派的酝酿完成。欧肯在运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念:秩序。

1934年,欧肯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在该书中欧肯形成了他的“经济秩序的纯粹形态”学说和一理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同时初步阐述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关系。这为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也在同一时期,伯姆等法学家纷纷加入弗莱堡大学,欧肯也培养出一批接受他思想的学生。于是,弗莱堡学派形成的条件也成熟了。

从1931年1月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到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纳粹统治结束这段时期,正式弗莱堡学派的形成时期。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纳粹的统治在使德国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德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利用学术研究来反抗纳粹统治。这也正是弗莱堡学派的可贵之处。

1933年前后,伯姆和格劳斯曼·道艾尔来到弗莱堡大学任教。他们和欧肯一样认识到经济秩序的重要。于是,三人开始合作编辑“经济秩序”丛书。这标志着弗莱堡学派的正式形成,他们三人被认为是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和欧肯的学生们从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经济法领域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展开研究。他们反对历史必然的宿命观,主张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去积极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以建立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经济秩序。

而欧肯本人在此时则忙与《国民经济学基础》的写作,研究经济学方法问题。他坚信边际主义经济理论是正确的,运用边际主义理论来分析经济现实是正确的方法。弗莱堡学派的政策目标是实现边际主义所描述的完全竞争。而普遍实现完全竞争的必要性,又是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论证的。此书的意义在于:

第一,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即从简单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经济秩序的形式,在根据这些形式提炼出边际主义的理论,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去,就可以认识经济现实。这样,他就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对现象的描述与罗列,完全决裂,创立起把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弗莱堡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确立了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澄清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对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当时,在纳粹的统治下,经济被集中管理,经济过程由国家决定,使人们感到只有从政治的角度才能理解经济现实,边际主义被认为是“苍白的抽象演绎”。为此,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放弃了理论研究,纷纷转向历史学派。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debzdesignz.com/,弗赖堡队现实需要证明经济理论对认识经济现实的作用。

第三,全面论述了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点——形态学体系,并通过这一概念把经济秩序与联系起来。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四,由形态学体系引出对交换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的分析。这就成为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和和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基础。

《国民经济学基础》在4年中出了4版,受到德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这本书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其出版标志着弗莱堡学派已经完全角成,它是弗莱堡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

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弗莱堡学派以合法的方式,打着为纳粹政策出谋划策的旗号,暗中筹划反纳粹的的经济政策。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这些暗中制定的经济纲领对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弗莱堡学派同纳粹的斗争,标志着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成熟。在纪念发法西斯胜利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漏掉了这些不曾上战场、不曾放过一枪一炮的学术工作者们。

战后,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以经济政策学说为中心来发展自己的思想,为战后的德国复兴尽心尽力。1948年,弗莱堡学派出版了宣传自己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机关刊物《奥尔多》年鉴。1948年以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求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1952年后则是经济垄断问题。他们的中心是要建立靠国家来保障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确立“竞争秩序”。欧肯认为,只有价格机制才能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国家的权力加强,将会破坏个人自由,无以实现公正;但市场也自己的弊端,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最终只会出现垄断,同样破坏自由、竞争。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就是围绕这思想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与宣传,有力地支持了艾哈德的新自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德国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联邦德国在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支持下,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美国的物资援助,迅速复兴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弗莱堡学派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1950年3月,欧肯在伦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逝世。同年8月,弗莱堡学派的最具活动能力的成员——米克施也离世,剩下的人也廉颇老矣。弗莱堡学派开始走向衰落。1952年,欧肯夫人与欧肯的学生恩塞尔根据欧肯的遗稿编辑出版了《经济政策原理》。这本书系统阐述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的思想,即构成经济秩序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这是弗莱堡学派的经典之作

这两种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弗莱堡学派认为应该在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一条理想和完善的中间道路,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吸收集中管理的理想成份所构成的。在微观上,应广泛发挥市场机制的效能,在宏观上,则要保护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以防止社会动荡和混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指在国家保护和维持的社会经济秩序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全部有效机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达到完全协调一致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弗莱堡学派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筹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弗莱堡学派认为,上述三种方法相比,后面两种都是不可取的,理想的办法应该是通过自由资本市场筹资。在自由资本市场上筹资主要采用银行信贷融资和发行有价证券融资两种方式,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银行信贷是较为有利的融资方式。他们认为,证券融资主要有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二种形式,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发行人民股票是最优的筹资形式。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的总原则应该是保证币值稳定。他们认为,稳定货币主要是指稳定币值,因为只有稳定币值才能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因此稳定币值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保证币值稳定实际也就是保证货币供应量与实际需要量相一致。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对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应该科学地对货币供应区分层次。他们把货币供应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他们把M1和M2称狭义货币,把M3称作广义货币,认为M1和M2这两个层次的货币在短期内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常处于强烈的波动之中,而这种波动是中央银行难以控制的,因此,M1和M2不宜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指标。相比之下,由于广义货币M3在短期内比M1、M2更具有稳定性,覆盖面也广,又与整体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采用M3作为货币供应的控制指标。

弗莱堡学派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发展的,货币供应不可能一成不变,要使货币供应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必须确定恰当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应该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应当按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为主要依据来确定,而不是按已实现的或当年可能的经济增长率来确定。潜在社会生产能力是指应该生产出多少,是人们在规范经济学范畴下所作的最优选择,所以,当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必须与该年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相同步,才能保证该年度的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由于资源的稳定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它受各方面的干扰较小,因此,根据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能够保持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通货紧缩率因素是中央银行为了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所必需的。他们认为,由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外向性,德国马克又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储备货币,所以国际经济形势和汇率的波动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可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波动,所以精确地、机械地按潜在生产能力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难以抵御和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央银行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特定时期和特殊情况下,可以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加上一个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但是中央银行所加入的通货膨胀(紧缩)率必须限定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即具有可承受性。这种可承受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特点,一是水平低,一般在5%以下;二是时间短,一般在2—3年之内。这种人为加入的通货膨胀或紧缩因素在中期内就能被经济吸收和消化掉,不致于引起长期物价上涨。为了克服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往往在经济衰退时期略高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又略低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其目的旨在同时兼顾保证币值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所谓“区间论”,是指把货币供应增长率从一个具体数值变为一个特定范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受技术上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所限,货币供应增长率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的值。为了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供一个“缓冲”的余地,也为了减轻确定货币供应量中的技术性困难,划定1-3%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是必要的和合适的。从1979年开始,中央银行以这个理论为指导,采用了货币增长率的区间指标。

中央银行作为保卫货币职能机关,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从根本上说,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货币稳定。因为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的竞争、企业家的正常活动和经济人道主义的实施,都是以货币的稳定为基本条件的。如果货币不稳,例如出现通货膨胀,就会使币值下跌,造成物价普遍上涨,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干扰了市场信号,妨碍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竞争;因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企业家经营活动的良好环境;因降低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引起劳资双方的各种摩擦,动摇了原有的社会伙伴关系;因减少了人们的实际收益,使人们对货币的价值失去信心,造成储蓄下降,危及资金的积累。这一切都是从根本上危害了社会市场经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弗莱堡学派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有多个目标,例如发展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以稳定货币为主。只有稳定货币,才能稳定经济,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保持正常的秩序;才能保障其他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目标鼎力相助。因此保卫货币,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和首要目标。当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或稳定货币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中央银行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可见,弗莱堡学派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主张与货币供应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实现稳定货币这个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还需要正确确定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来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们不同意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其理由是,利率或汇率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因素,有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因素,它们之中有许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如果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会很不理想。

他们认为,稳定货币的核心是稳定币值,而币值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只有控制货币供应量才能比较直接而有效地达到稳定货币的目的。他们主张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操作指标。他们认为中央银行货币量既能反映总体经济中货币供应的状况,又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所以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是合适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货币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数,其变动量是以增长率来表示的,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盯住的是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以非银行部门持有的现金加上按不变准备金率计算的银行部门最低法定准备金总额表示的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

所谓“货币目标公布制”,是指中央银行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公众公布下一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作为下一年度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准绳。自1974年起,前西德中央银行一直实行这种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弗莱堡学派对实行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优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们认为,实行货币目标公布制,尤其是严格地按公布的控制指标供应货币,是稳定货币,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货币目标公布制的好处在于:

第二,提前公布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可以消除雇主和工会对通货膨胀的不当预期,有效地防止工资——物价追逐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还能减少劳资双方因对物价上涨不同预期引起的摩擦和争执,有利于巩固社会伙伴关系。如果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目标公布制中,能够加强与雇主、工会的沟通,还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和合作;

弗莱堡学派把一个国家金融业的结构和制度称之为金融体制,具体包括两大体系:

金融控制是中央银行依照各种法规,按货币政策的要求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进行引导、调节、限制和管理的总称。他们认为,金融体制和金融控制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

前西德确立了庞大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信用业法》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此外,还有众多的专门法规。除金融法规以外,对于银行业务活动还要求遵守其他的相关法律,如《商业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等。

弗莱堡学派认为,金融控制的主要和首要任务是贯彻货币政策,实现公布的货币供应目标,稳定和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货币环境。因此,金融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货币供应上,包括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额。由于以中央银行货币量表示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变化牵制着信贷总额,所以,金融控制的关键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

怎样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实现货币长期稳定的目标呢?弗莱堡学派者认为,除了按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增长率和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紧缩)率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以外,还应该将货币供应增长率按时间长度制订出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是指五年内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短期目标是指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为了既能适应经济需要,又能保证货币稳定,他们提出控制中期目标更为重要。而短期目标根据每年不同情况,制定的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可以允许有一定幅度的小波动,个别年份可以略高一些,个别年份可以略低一些,不必强求均等,但是五年内决不能突破既定的中期目标。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被认为是德国中央银行稳定货币供应的一条经验。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其经营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进行的,中央银行无权直接干预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经营决策,而只能在法律的保护下,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达到预定的目标。

他们认为,由于货币数量和信贷总额形成的渠道不同,运动轨迹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因此金融控制也应该分层次进行,通过间接控制信贷总额实现既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这种间接控制的手段主要是:

(2)短期放款利率,即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指定证券为担保的短期贷款利率,称作“伦巴德业务”。

(3)证券回购协议利率,即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与各金融机构签订证券回购协议时的利率。

这三种利率都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变动它们就可以间接影响社会的信贷总额,进而控制货币量。

(3)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比率,调节信贷规模,进而控制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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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赛季德甲联赛第26轮打响,科隆主场迎战美因茨。科隆2017-18赛季排名德甲垫底,从而降入德乙联赛,不过一个赛季后,球队便轻松以德乙冠军的身份重返德甲,德甲:科隆VS美因茨亚博体育官网APP作为本赛季德甲升班马,球队表现不俗,上轮联赛客场1-2不敌门兴格拉德巴赫,结束了此前联赛3连胜,目前10胜2平13负积32分排名德甲第10位。

客队美因茨近几年都处于德甲下游区域,本赛季球队表现依旧没有起色,上轮联赛主场1-1被杜塞尔多夫逼平,目前8胜2平15负积26分排名德甲第15位,领先降级区也仅是4分的优势。两队近10次德甲交锋,科隆2胜4平4负;本赛季首回合交锋,科隆客场1-3失利。

根据捷报比分网提供的数据分析:本场初指多以科隆主场让半球中等奖金起步,后市升至主让半一高奖金。科隆作为本赛季德甲升班马,虽然联赛整体表现和近期状态不落下风,但历史交锋球队处于劣势,而且目前排名联赛中游,处于无欲无求的状态,而美因茨依旧有保级的压力,因此战意十足,在首回合主场大胜的情况下,本场作客依旧不乏关注,然而机构却一步步表达了对科隆的支持,这对科隆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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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延续让德甲能否在本赛季重燃战火成为了疑问,德甲官网也在不久前根据已经结束的25轮联赛评选出了本赛季至今的最佳阵容。其中拜仁和莱比锡均有3将入围,多特则有2人入选。不过本赛季已经送出16次助攻的托马斯-穆勒却没能上榜。

瑞士国门是本赛季德甲联赛中仅有的5名踢满每一分钟比赛的守门员之一。尽管他本赛季的联赛零封场次数(5次)仅为诺伊尔的一半,但他的表现却有目共睹。根据联赛前25轮的数据统计,索默完成的扑救次数多达97次,是德甲之最。此外,他的扑救成功率也高达75.4%,在所有出场超过10次的门将中高居榜首。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已经31岁的索默能够进入最佳阵容的原因。

阿什拉夫是德甲最炙手可热的后卫之一,关于他下赛季是否回归皇马的传闻依然不绝于耳。本赛季在大多数时候都在担任翼卫乃至边锋的阿什拉夫在进攻端的表现相当抢眼。841次冲刺是全德甲最多,3球10助攻的华丽数据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在边路的冲击力。不过10场零封的成绩单也证明了阿什拉夫绝非“压上去了就回不来”类型的后卫。更重要的是,阿什拉夫在创造了包括射门在内的很多得分机会,这样一名攻击型边后卫有能力在任何球队首发。

在最近公布的德转身价排名中,基米希以8000万欧元位居德甲后卫之首。而他的表现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价,25岁的德国国脚在拜仁的10场零封比赛中出战了9场。不过本赛季基米希在很多时候都已经出现在了中场位置,并且作为运转核心开始掌管比赛。由于出色的脚法,基米希而今也更加频繁地获得了主罚定位球的权力,从而完成了更多助攻。除了在攻防两端的上佳表现外,基米希的控球比率也是德甲之最。

和弗莱堡一样,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debzdesignz.com/,沙尔克04队昆特在本赛季的表现堪称一鸣惊人。得益于被改造为翼卫,昆特成为了德甲联赛本赛季最令人惊喜的收获。在第25轮遭遇的大腿伤情可能将导致他赛季提前报销,但在那之前,这位曾为德国国家队有过1次出场的后卫踢满了每一分钟的联赛。昆特在进攻端的表现也值得称道,场均完成两次射门,收获2球5助攻,后一项数据也是俱乐部最佳成绩。

不得不承认,桑乔本赛季的表现极其出色。尽管要到3月底才能庆祝自己的20周岁生日,但英格兰国脚已经在各项赛事的23场比赛打进14球并且有15次助攻,这也意味着桑乔平均每62分钟就能直接参与一粒进球。事实上,在本赛季桑乔出场的所有比赛中,只有4场没能取得进球或者助攻。而最近的表现则证明桑乔已经准备好迈出下一步了。

格纳布里或许是德甲本赛季最为全面的攻击手:只有莱万多夫斯基和维尔纳在进球榜上高于格纳布里(11球),但前两者的助攻数却也落后于这位枪手弃将(9次)。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24岁的前场多面手在出战的23场联赛中仅有11次首发。如此效率也足以证明格纳布里的能力,两个重返伦敦之夜都能大杀四方也绝非偶然。

作为纳格尔斯曼入主后的受益者,这位奥利地国脚成为了中场的统帅和关键一员。无论是在边路还是中路,萨比策都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鞭策红牛军团继续前进。迄今为止,萨比策出战了莱比锡的全部联赛,场均能够参与两次射门(其中自己射门的比例为59%),作为莱比锡的重要火力点,萨比策共计在联赛中送出5次助攻并有8球入账。尽管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萨比策不受舆论关注,但事实证明他是莱比锡冠军争夺战中的重要一环。

有很多外界舆论都认为这位毕业于巴黎青训系统的年轻球员是德甲赛季最佳引援。22岁的法国小将在对阵柏林联合的联赛首秀便打进了处子球,本赛季送出形成射门的传球数更是位居德甲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恩昆库还是一位大心脏球员,在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和勒沃库森的关键战中都打进了改写比赛结果的进球。得益于对阵沙尔克04上演的半场助攻大四喜,恩昆库在联赛助攻榜上位列第3位。

科斯蒂奇在本赛季的表现没有辜负主教练阿迪-许特尔的信赖,塞尔维亚边锋是本赛季队内出场时间最长的球员。科斯蒂奇在本赛季德甲的运动战里送出了多达140次传中(这项数据榜单上的第二名冈特尔仅有84次),并且最终收获了8次助攻。赛季至今创造了58次机会,也仅次于恩昆库之后,因此他能入选最佳阵容毫不令人意外。

23场比赛轰入25球(和拜仁传奇前锋盖德-穆勒并驾齐驱),无怪乎已经31岁的莱万仍然能有高达7000万欧元的身价。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伤势让他不得不至少休战一个月,莱万或许还能够创造更多进球纪录。110次射门、55脚射正和25粒进球均位列德甲榜首,相信伤愈复出的波兰神锋还能继续这样的神勇表现。

仅仅用了25场联赛,维尔纳就追平了自己的生涯联赛进球纪录。更难能可贵的是,德国射手还在打进21球的同时送出了7次助攻。95脚射门、47脚射正、21粒进球也都在榜单上仅次于莱万多夫斯基。但不要忘记的是,维尔纳而今才23岁,有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无怪乎,包括利物浦、切尔西、巴萨、拜仁在内的一众豪门球队都希望能够引进这位德国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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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弗赖堡大学qs世界排名如何呢?跟着出国留学网一起来了解下吧,欢迎阅读。

QS世界大学排名组织公布了QS世界大学排名,其中弗莱堡大学世界排行第133名。

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创建于1457年,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美丽小城弗赖堡,是德国和欧洲历史最为悠久和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也是一座和城市建筑很好结合、没有围墙的传统大学。

弗莱堡大学建校时尚属于奥地利,因而以其资助人- 奥地利大公阿尔布莱希特六世(Albrecht VI)命名(拉丁文为Albertina)。时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继维也纳大学后的第二所大学。初设四大科系: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当时的哲学即包括所谓“五艺”,为所有学生必修科目。

弗莱堡大学现状良好,弗莱堡大学是德国政府资助的九所精英大学之一,拥有过海德格尔、哈耶克、马克思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位于法德,瑞德边界的它,是非常国际化的大学,有相当多的国际学生,提供非常多的英文授课的课程。外国学生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左右,分别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大学对所有国际学生一视同仁的收取学费,没有本国与外国的区别,而是照起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政府的规定。它的法学、医学、哲学、林学都是值得骄傲的领先学科。而经济系则诞生了著名的弗莱堡学派,对德国战后经济复苏起了指导作用。

注:QS世界大学排名是世界公认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之一,主要评价指标为: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40%)、全球雇主评价(10%)、单位教职的论文引用数(20%)、教师/学生比例(20%)、国际学生比例(5%)、国际教师比例(5%)